每一年，數以百萬計的旅客降落在峇里島，帶著嚮往天堂的心情，走向那條被陽光漂白的海岸線。但在渡假村的白色陽傘後方、在那座供遊客打卡的懸崖邊，曾有漁民一代又一代地把船拖上岸、晒鹽、修網。

那些人，如今在哪裡？

這篇文章不是要告訴任何人「不要去峇里島」。而是想帶著去過、正在規劃、或者只是好奇的人，拉開旅遊地圖的背面，看看「開發」這件事，究竟是誰得利、誰失去，又是誰的身分證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陌生人。

當一條海岸線被「重新定義」

峇里島的地圖，從來就不是靜止的。

1970年代之前，峇里島南端大部分的海岸地帶仍屬漁業聚落。庫塔（Kuta）、沙努爾（Sanur）、努沙杜瓦（Nusa Dua）這些後來聲名大噪的旅遊品牌，在當時不過是漁村的地名。居民靠海維生，依印尼習慣法（hukum adat）集體管理土地與海域資源。沒有正式地契，但有村落的集體記憶與慣行秩序。

1970年代，伍拉賴國際機場（Ngurah Rai）正式開通國際航線，峇里島的觀光時代就此啟動。問題是，這扇門一旦打開，遊客帶進來的不只是外匯。更重要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土地估值邏輯」——面對大海的地，不再以漁獲量計算，而以每晚可出租多少間客房來衡量。

到2019年，峇里島已吸引超過620萬名國際旅客與1,050萬名國內旅客造訪，觀光業直接提供逾48萬個就業機會，佔全島工作人口的25%，並支撐了另外55%的間接就業，整體貢獻峇里島GDP的30%。

數字看起來亮眼，但同一份報告揭露了另一面：估計高達85%的觀光收益，掌握在非峇里島原住民的手中。

這個數字，是整個故事的核心矛盾。

習慣法 vs. 國家法律：一場從來就不公平的比賽

在峇里島，土地的法律身分往往比現實複雜得多。

峇里島傳統村落（desa adat）長期以習慣法（hukum adat）管理聚落土地。這種非正式的集體權利，在村民眼中有幾百年的歷史根基，但在正式法律文件上，它往往無法轉換成可以對抗國家或資本的「所有權」。

印尼《農業基本法》（1960年）確立了土地的國家所有制框架，但保留了習慣土地使用的空間。然而，當觀光開發開始大規模推進，「國有土地」的認定邊界就成了最大的爭議場域。外國資本通過與當地居民或傳統村落行政人員（prajuru desa adat）簽訂「互利合作」協議，取得海岸土地的實際控制權，但這種合作模式在現實中往往損害了傳統村落對這些具有宗教意義的海岸地帶的使用權。

對漁民而言，這場遊戲從一開始就不公平：

沒有地契。 傳統習慣法的集體使用權，在現代土地登記系統面前幾乎隱形。當開發商拿著正式文件來，村民的「我們從祖父那輩就在這裡」，在法院裡往往是最弱的論據。

沒有律師。 資本方通常配備法律團隊，熟悉如何在複雜的土地法規中尋找縫隙。漁村居民面對動輒複雜的行政訴訟，往往連起點都遙不可及。

沒有議價能力。 即使土地沒有被直接剝奪，漁民缺乏清晰的所有權文件，使他們無法出售土地、也無法以土地作為資本進行建設，只能眼看著觀光熱潮帶來的財富從身旁流過——收入增加了，財富卻沒有增加。

這種困境，在學術上有個詞：無地契的貧困（titleless poverty）。面朝大海，卻與海的利益毫無關係。

三個地名，三種命運

峇里島的海岸線並非鐵板一塊，不同地帶的發展軌跡，說明了資本、政府與社群三方如何以不同組合，決定一個漁村的未來。

阿梅德（Amed）：珊瑚礁消失後，觀光才來

位於峇里島東北部的阿梅德，在1980年代以前，是一個以曬鹽和近海捕魚維生的典型漁村，周圍海域珊瑚豐富，海洋資源充足。

1980年代末，兩件事同時發生：更有效率的漁網引入，以及觀光業起步。漁網卡進珊瑚礁，加上建材需求驅動的礁石採集，當地居民親手摧毀了阿梅德海灘前的珊瑚礁，導致海灘在波浪侵蝕下縮減了近百公尺，傳統鹽田也隨之消失。而吸引觀光客前來的那片海洋生態，也就此大幅退化。

珊瑚礁消失之後，捕魚的人更少了，但旅館卻開始蓋起來。觀光設施更高的土地租金，使原本作為漁業用地的區域，逐漸被觀光業取代。留下來的漁民，開始轉型為潛水嚮導或旅館工人。表面上看，有了工作；但那片海，已不再是他們「共有」的海。

彼努特蘭（Pemuteran）：社群主導，成為再生旅遊的典範

並不是所有故事都以失去作結。

北峇里島的小漁村彼努特蘭，在1990年代末同樣陷入困境：珊瑚白化、過度捕撈、經濟崩潰。但這個村子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2000年，社群與彼努特蘭灣珊瑚保護基金會共同合作，引入Biorock技術——一種能加速珊瑚生長的電化學礁石修復方法——開始主動復育礁岸。

二十多年後，彼努特蘭已成為全球社區型生態旅遊的標竿案例。目前全村超過75%的居民從事生態旅遊或永續漁業，225家在地居民自營的觀光事業——從民宿、潛水店到餐廳——確保觀光收益留在村內。

彼努特蘭的成功，關鍵不在於「拒絕觀光」，而在於「在資本進入之前，先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村民成為珊瑚礁的守護者，守護本身就成了觀光的核心賣點。當外來資本想介入時，面對的是一個已有清晰集體治理結構的社群，而非一片等待被填滿的空白。

彬金海灘（Bingin Beach）：2025年的強拆，一個時代的終結

彬金海灘的故事，是2025年峇里島最受關注的海岸衝突。

2025年7月21日，峇里島省政府與巴東縣政府聯手，對彬金海灘的48棟建築展開強制拆除，目標涵蓋懸崖邊的別墅、餐廳、民宿和遊客設施，理由是這些建築建於國有海岸土地上，違反空間規劃與環境法規。執行過程中，超過500名執法人員到場，其中許多商家已在此經營數十年。

彬金當地的商家代表指出，若建物確實位於國有土地，政府早在數十年前就應介入，而非等到當地家庭將畢生積蓄投入、將彬金打造成聞名世界的衝浪聖地之後，才以法律技術手段取回控制權。

事件一經報導，立即在國際引發關注。包括11屆世界衝浪冠軍Kelly Slater在內的多位國際人士公開質疑，當地的小型warungs（小吃攤）是否是在為大型度假村或私人海灘俱樂部的進駐鋪路。官方否認，但對私有化的擔憂已無法平息。

居民們的論據建立在習慣法慣例、非正式的傳統村落許可，以及多年如實繳納稅款的事實上——對他們而言，土地的「合法性」從來不是一紙正式地契，而是那份根植土地數十年的生活本身。

法院在強拆同日收到了居民提出的訴訟，但拆除並未因此停止。

海域使用權：那片看不見的邊界

在討論「土地」的同時，海域使用權往往被忽視——但它對漁業社群的衝擊，往往比土地更直接。

傳統漁村有一套非正式的海域分配慣行，哪片礁石屬於哪個村落的漁船範圍，往往靠著世代口傳和相互默契維繫。觀光業的進入，打破了這種均衡：

浮潛與潛水活動的擴張，帶來大量競爭者進入傳統漁場。觀光船與漁船的衝突在許多地點日益明顯，尤其在蓮花島（Nusa Lembongan）、阿梅德等生態旅遊熱點。

海岸土地開發的延伸效應，讓停泊漁船的傳統海灘區域逐漸被收費停車場、水上活動租借站或私人海灘俱樂部取代。漁民的船隻失去靠岸的位置，等同失去了生計的起點。

填海造陸計畫，則是最激烈的形式。

勃諾灣（Teluk Benoa）的案例，是峇里島海域主權爭奪中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一場。2012年，一家隸屬印尼富商集團的房地產公司獲得許可，計畫在南峇里島的勃諾灣填海造陸，打造12座人工島，預算高達30兆印尼盾（約20億美元），設施包含高爾夫球場、主題樂園、飯店群及一座F1賽道。

這片灣區，對峇里島的漁業社群和印度教信仰社群而言，都具有深刻的神聖意義。當地豐富的紅樹林生態系，是傳統漁業社群賴以維生的資源，更是峇里島「Segara Gunung」（山海一體）宇宙觀中不可分割的神聖空間。

面對這個計畫，峇里島社會爆發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民間抵制運動。

ForBALI：當漁民、藝術家和衝浪客站在同一條線上

2013年8月，一個名為「ForBALI」（峇里人民反對填海論壇，Forum Rakyat Bali Tolak Reklamasi）的聯盟正式成立。成員涵蓋環保人士、社區組織、民主運動者、宗教領袖、學生、藝術家等超過70個組織，由曾任WALHI峇里執行長的維權律師I Wayan「Gendo」Suardana主導協調。

這場運動不走傳統抗議路線。ForBALI販售了超過5萬件印有特製圖樣的T恤和旗幟，並舉辦大型音樂會，結合在地藝術家的視覺創作，讓抵制填海的訊息以流行文化的形式廣泛傳播。

傳統村落（desa adat）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在峇里島的文化脈絡下，傳統村落具有極高的道德威信，宗教、民族認同與語言都高度相互強化。當傳統村落宣布反對填海計畫，數以千計的峇里島人便隨之投入抗議行列。

運動的論述核心，並非單純的環保或經濟議題。ForBALI的行動以峇里印度教哲學「Tri Hita Karana」（人、自然、神靈三者和諧）為精神基礎，主張勃諾灣的神聖性不容商業開發侵犯，填海計畫不只是破壞生態，更是對峇里宇宙觀的根本違背。

抵抗沒有立竿見影，但持續了五年多的壓力最終奏效。2018年，開發商未能在期限內取得環境影響評估核准，許可證自動失效。2019年10月，峇里省長正式將勃諾灣劃定為保護區，禁止任何形式的填海活動。

然而，勃諾灣的故事並未就此終結。2020年，疫情期間峇里島省議會低調通過新的海岸分區計畫，為採砂、港口擴建和機場建設留下了法律缺口，讓此前「終止」的計畫透過定義上的模糊空間得以重新推進。

一場運動贏了戰役，但結構性的法律漏洞仍在。

觀光熱潮的外溢代價：水、土地與不均等

觀光業的影響不只停在海岸線上。

梯田的消失與不斷攀升的地價稅，使許多農民無力維持農業生計。度假村的建設帶動周邊土地升值，但同時也讓附近農民必須為農田繳納更高額的稅金，形成惡性循環。

水資源是另一個關鍵戰場。觀光業佔峇里島總用水量的65%，但受影響最深的，往往是土地使用效率最低卻最依賴穩定水源的農業社群。飯店、洗衣業者大量抽取地下水，監管鬆散，導致部分農業區域地下水位持續下降，仰賴手挖水井的傳統農村首當其衝。

在峇里島主要觀光重鎮——南部半島、烏布周邊、阿梅德、新加拉惹與那加拉——多個班賈（banjar，傳統村落單位）的居民陸續回報地下水鹹化，而這一旦發生便屬於不可逆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地下水鹹化最嚴重的區域，恰好與觀光業最發達的地帶高度重疊，連政府報告也指出觀光開發與建設是這些地區水資源匱乏的主要成因之一。

土地衝突在觀光熱潮下同樣加劇。僅2019年一年，印尼全境就有83起直接因基礎建設開發引發的土地衝突案例被記錄，農民、原住民族與維權人士遭到刑事追訴的數量，在相關政策推動下明顯上升。

峇里島南部也有典型案例。一家度假村開發商聲稱持有1997年核發的土地開發許可證，對一塊面積144公頃的農地展開開發行動。但長期耕作此地的50個家庭主張，開發商持有許可後超過20年從未實際使用土地，直到2019年才突然宣布開發計畫，並出動數百名警察護送推土機進入。女性村民以示威抵抗，試圖用身體阻擋。

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一種系統性現象：當土地價值因觀光而飆漲，持有模糊法律地位土地的在地居民，往往成為最脆弱的一方。

不是「要不要觀光」，而是「誰來決定怎麼發展」

在峇里島農業社群中，對觀光業存在複雜的矛盾情感——有些村落與農民仍希望觀光能帶來額外收入、真正貢獻在地福祉；另一些則已放棄這種期待，轉而希望政府採取保護主義立場，阻止觀光業繼續侵入他們的生活領域。無論哪種立場，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政府的施政優先順序必須轉向在地需求，而非將居民的訴求視為滿足遊客慾望的次要副產品。

彬金的強拆、勃諾灣的填海爭議、阿梅德的珊瑚礁消失，背後有一個共同的結構問題：在地社群幾乎沒有機會在「開發計畫定案之前」介入決策。當他們進入場景，往往是以「受影響者」的身分，而非「共同決策者」。

彼努特蘭的案例之所以特別，正是因為當地社群在觀光業大規模進入之前，就已建立起集體治理的機制——他們不是被動等待補償，而是主動定義了「什麼是可以接受的發展」。

2025年，峇里島省政府正式頒布新的海岸保護地方法，明確要求在宗教場所和文化地點附近限制大型開發，並引入海岸分區規範、環境影響評估與敏感地區禁入措施。法規也納入水資源管理、廢棄物處理與污染防治等配套規範，官方定位為推動負責任觀光的系列改革之一。

立法的出現，反映了累積多年的社會壓力終於對政策形成影響。但法律文字與執行現實之間的距離，始終是峇里島觀察者最關注的未解問題——彬金事件發生在同一年，而強拆的對象，正是在法規約束下本不應急速開發的海岸地帶。

旅遊手冊上的峇里島，是一個關於「美麗」的故事。

但海岸線背後那個關於「誰的美麗、誰的代價」的故事，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看見——透過漁民的訴訟文件、環保組織的報告、廢墟中的哭泣，以及那件穿過5萬次的ForBALI T恤。

每一次訂房、選擇住哪種旅館、在哪家warungs吃晚餐，都在某種程度上，為這場關於海岸線命運的爭奪投下一票。這不是罪惡感的邀請，而是一種清醒的旅行視角——知道那片海，對某些人而言，不只是風景。

常見FAQ

Q：峇里島的土地問題是否影響旅遊安全？

峇里島土地與海岸線的開發爭議屬於社會結構性問題，一般旅客的人身安全不受直接影響。但這些議題的持續演變，可能影響特定景點的可及性或景觀，例如彬金海灘在拆除工程期間對旅客的部分限制。

Q：旅客可以怎麼支持在地社群？

選擇在地居民自營的民宿、warungs或潛水店，而非跨國連鎖品牌，是最直接的方式。彼努特蘭的社區型生態旅遊是具體參考案例，當地的225家在地自營商家確保收益留在村內，同時提供珊瑚礁修復體驗，兼顧消費與保育。

Q：ForBALI運動的結果如何？勃諾灣現在的狀況？

ForBALI成功阻止了2012年的填海計畫，勃諾灣在2019年被官方劃定為保護區。但2020年通過的新海岸分區計畫，在定義上留有允許「復興」工程的法律空間，環保團體對保護區的實際效力持續保持關注。目前勃諾灣的現況，仍是社運人士密切監測的議題。

Q：印尼政府對峇里島海岸線開發的最新態度是什麼？

2025年峇里島省政府推出新的海岸保護地方法，試圖在觀光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建立更明確的邊界。然而，同年發生的彬金海灘強拆事件顯示，「執法方向」仍存在解讀空間，官方定義的「合規整頓」與在地社群感受的「開發清場」之間，存在深刻的認知落差。

Q：峇里島漁村的傳統海域使用權是否有法律保障？

印尼法律體系中存在習慣法（hukum adat）的保障空間，但在正式土地登記與海岸管理的執法實踐中，傳統使用權往往處於弱勢地位。缺乏書面地契、法律資源有限，以及開發資本的強力進入，使許多傳統漁業社群難以透過正式法律途徑有效捍衛其海域使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