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 年 9 月 20 日清晨，荷蘭軍隊逼近登巴薩（Denpasar）的王宮時，迎面走來的不是抵抗的士兵，而是一列無聲的行進隊伍。Badung 王國的拉惹被四人抬著，身穿白色火葬禮服，胸前別著儀式用的克里斯短劍；其後跟著王后、官員、祭司、隨從，以及孩子——所有人同樣著白，已在出發前完成死亡儀式。Puputan，在峇里語中意為「結束」，是他們選擇的答案。

這場事件對荷蘭軍隊而言是難以預料的震撼，對歐洲輿論而言是殖民道德的危機，而對峇里島人而言，則成為此後超過一個世紀都未曾消散的集體記憶核心。

Puputan 是什麼？不只是「殉死」，而是一套宇宙秩序的回應

Puputan 在峇里島印度教的脈絡中，不能被簡化為「絕望的自殺」。這是一種以儀式架構回應失敗的方式——當世俗層面的抵抗已無可能，透過在神明面前以純潔之身結束，來維繫靈性上的尊嚴與主權。

儀式的細節本身充滿宗教語言：白色代表火葬的純潔，撒聖水完成潔淨，由祭司先行刺殺拉惹以防止被俘——因為拉惹的身體既是政治象徵，也是神聖秩序的承載者，不可落入敵手。女性在行進中，將黃金珠寶向荷蘭士兵拋擲，是輕蔑而非哀求。整個場景是一場完整的儀式展演，而非潰敗。

Puputan 並非 1906 年首見。峇里島歷史上多次政治失敗都伴隨類似儀式——最早有據可查的案例可追溯至北峇里島。但 1906 年的 Badung Puputan 規模與可見度是空前的：估計超過一千人死於現場，荷蘭的馬克沁機槍面對的是克里斯短劍與長矛。

Badung（1906）：以身體為戰場的最後表態

事件的導火線，是 1904 年一艘名為 Sri Kumala 的中國帆船在 Sanur 附近觸礁，Badung 王國依傳統「Tawan Karang」（沉船搜奪權）搜刮船貨。荷蘭以此為由要求賠償，Badung 拒絕，Klungkung 與 Tabanan 聲援。1906 年 6 月，荷蘭展開南部海岸封鎖，隨後於 9 月登陸。

荷蘭軍隊推進時幾乎未遇武裝抵抗。抵達 Kesiman 時，當地小王已被自己的祭司刺殺——因為他拒絕領導對抗荷蘭的武裝行動，這在傳統上是對神聖秩序的背離，祭司判斷刺殺是正確選擇。宮殿已在火中。

在登巴薩，Puputan 以最完整的形式展開。荷蘭軍隊站定之後，士兵們看見的是那列行進而來的白色隊伍。當距離縮短至約百步時，拉惹示意祭司，祭司將劍刺入拉惹胸膛。隨後隊伍中的人開始互相刺殺，或自行了結。荷蘭軍隊最終開槍。下午同樣的場景在附近的 Pemecutan 宮殿重演。王宮事後遭到洗劫，宮殿被焚毀。

Tabanan 王國起初選擇投降，但荷蘭只提供流放至馬都拉或龍目島的條件，王與其子拒絕，在兩天後於羈押中自盡。

Klungkung（1908）：最後一個王國，最後一次抵抗

1906 年後，Klungkung 的 Dewa Agung 名義上仍是峇里島全島最高位階的王。但荷蘭的壓力持續：強制推行鴉片壟斷貿易、削減王國的傳統自主權。1908 年 4 月，荷蘭軍隊以鎮壓抗議為由進逼。

4 月 18 日，Dewa Agung Jambe II 率約 200 名追隨者從宮殿步出，同樣身著白色禮服，攜帶一把據預言能對敵人造成災禍的傳說克里斯短劍。預言未能實現。拉惹中彈倒下，其六名王后隨即以克里斯自盡，其餘人跟隨。荷蘭軍隊之後焚毀了王宮。

這一天，峇里島上最後一個完全獨立的王國落幕，島嶼全境進入荷蘭殖民統治。

荷蘭的尷尬與「文化保護」的弔詭

Puputan 的新聞報導在歐洲引發強烈反應。荷蘭正值「倫理政策」（Ethical Policy）推行期間，標榜「仁慈殖民」，而 1906 年的血腥畫面與之形成直接衝突。國際媒體的批評讓荷蘭陷入外交困境。

荷蘭的回應，是將峇里島重新定位為需要「保護」的文化遺產。殖民政府開始積極保存峇里島的藝術、儀式、建築傳統，並於 1914 年正式對觀光客開放峇里島。1930 年代，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Gregory Bateson，藝術家 Walter Spies、Miguel Covarrubias 相繼來到峇里島，將它描繪為「與自然和平共處的美學烏托邦」。

這個形象的建構，有一個根本性的矛盾：那些決定「保護」峇里文化的人，是剛剛摧毀了峇里政治自主性的人。所謂「活的博物館」（living museum），是由勝利者命名的博物館。部分被視為峇里島「傳統」的事物，如特定形式的梯田景觀與種姓制度的維繫方式，實際上是在殖民政策框架下被固化或重新詮釋的結果。

集體記憶如何在峇里島延續

Puputan 從未成為歷史課本裡的「遠古事件」。它在峇里島的集體記憶中持續以不同形式存在。

在空間層面：登巴薩市中心的「Taman Puputan」廣場，就建在原王宮的位置。廣場中矗立著一座大型青銅紀念碑，描繪一個手持克里斯的峇里島家庭，女性一手握著珠寶（呼應 1906 年女性向荷蘭士兵拋擲金飾的場景）。Klungkung 宮殿的部分遺址——克爾塔‧戈沙亭（Kertha Gosa Pavilion）——保存至今，成為博物館與紀念地點。

在藝術層面：Klungkung 地區的 Kamasan 畫家 Mangku Mura，在其祖父目擊 1908 年事件的口述基礎上，繪製了記錄 Puputan Klungkung 的傳統畫作，此畫在 1984 年紀念活動籌備時受官方委託創作，並在後來為澳洲博物館複製。畫面融入馬哈婆羅多史詩的神話場景，賦予 Puputan 宗教與英雄的雙重維度。

在政治認同層面：1906 年 Badung 的王 I Gusti Ngurah Made Agung，在 2015 年被印尼總統佐科威正式認定為印尼民族英雄。這一宣示，將 Puputan 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國敘事，而不僅是王室悲劇。同年，荷蘭開始啟動文物歸還協商，2023 至 2024 年間陸續將 1906 年戰役中被劫走的約 500 件文物歸還印尼。

Puputan 留下的問題，不是「為什麼他們沒有逃跑」，而是「一套文明的秩序感，在面對無法迴避的毀滅時，會選擇什麼樣的形式收場」。那列白色的隊伍，選擇了在自己的邏輯裡保持完整，而不是在對方的邏輯裡屈辱地存活。

超過一個世紀後，登巴薩市中心那座廣場依然叫「Taman Puputan」。孩子們在那裡放風箏，家人在傍晚乘涼。這個名字沒有消失，因為有些記憶不是用來紀念的，而是用來繼續活著的。

常見 FAQ

Q：Puputan 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峇里島人選擇這樣的方式抵抗？

Puputan 在峇里語中意為「結束」，指以儀式性的集體行動面對無可迴避的失敗，選擇在神明面前以純潔之身終結，而非接受征服的羞辱。在峇里島印度教的宇宙觀中，身體的純潔與靈性尊嚴比肉體存活更根本，Puputan 是在這套邏輯下做出的選擇，而非單純的絕望。

Q：1906 年 Badung Puputan 和 1908 年 Klungkung Puputan 有何不同？

1906 年 Badung Puputan 規模更大，估計超過一千人死亡，是荷蘭軍事干預與王國拒絕賠償「Sri Kumala」事件的直接衝突結果；1908 年 Klungkung Puputan 則是最後一次，由名義上統治全島的 Dewa Agung Jambe II 率約 200 名追隨者執行，象徵峇里島政治獨立的完全終結。

Q：荷蘭在 Puputan 事件後對峇里島做了什麼？

Puputan 在歐洲引發強烈批評，荷蘭面臨殖民形象危機，因此改變策略：將峇里島定位為需要「保護」的文化遺址，於 1914 年對觀光客開放，並支持外國藝術家與人類學家來島記錄文化。這個「活的博物館」政策，既是真實的文化保存，也是殖民統治的合法化敘事。

Q：今天在哪裡可以看到與 Puputan 相關的遺址或紀念地點？

登巴薩市中心的 Taman Puputan（Puputan 廣場）建於原 Badung 王宮舊址，廣場中有大型青銅紀念碑。Klungkung 宮殿遺址（含 Kertha Gosa 亭）現為博物館，記錄 1908 年事件。兩地皆可造訪，無需導覽亦可感受歷史痕跡。

Q：荷蘭有歸還從 Puputan 事件中掠走的文物嗎？

有。荷蘭與印尼在 2017 年簽署協議，展開文物歸還合作。2023 至 2024 年間，荷蘭陸續將包含 Puputan Badung 戰役中掠走的約 500 至 800 件文物歸還印尼，這些文物長期存放於荷蘭各民族學博物館中。